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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最遙遠的路途 來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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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ia the Beautiful

從東京回來好幾天了。然而心神完全都被抽掉一般,完全失去了寫blog的力氣。 說是心神抽掉也不對。回台北後情緒擺盪在兩個極端,有時,通常是白天,我比以往更專注投入工作和讀書,加倍專注,忘卻自身,什麼雜事都不在意,任何情緒都不近身,東京九天也宛若遙遠的夢。然而,有時卻格外想你,通常是晚上,想一週前的此刻我們在做什麼,這時所有台北親友明明在身邊,卻覺得他們的臉剎時退得很遠,自己也漂浮起來,那是最痛苦的時候。我遂無法分辨是東京生活比較不真實,還是台北生活更不真實。 然而我們必須忘了對方。 我對你那類存在主義式的困境確實感到束手無策。在國內感到被壓抑與被欺騙的痛苦,但離鄉去國又等於是被放逐了,這是尷尬的兩難,像你一樣的具備政治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有多少人陷在跟你一樣的境地。你憤怒地說,八十年代中國教養出來的理想主義者已凋零殆盡,九十年代教養出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擺盪在狂熱的民族主義與自卑的自利主義之間,在犧牲別人也犧牲自己的盲目中迎向愚昧的歡樂。聽你訴說六四當晚撤退的過程是心驚的,河口湖畔燈下我因此落淚良久,沒有被槍口抵住過的我,可能永遠也不會如你一般深刻體驗反抗的重量。然而我相信,被這塊島嶼這段歷史教養出來的我,儘管尚未了解面對槍口的驚駭,卻不會像你一樣自陷於如此存在主義的困境、在憤怒與虛無中無所適從,我將永遠在革命中途。 然而我們必須忘了對方。 在東京你顯得異常開朗,也異常激憤。我突然明瞭到,那是因為你在北京過於壓抑的緣故。晚上你不想成眠,我把網路線讓給你,你拼命地上網瀏覽,因為那些都是中國封鎖的網站。我們也討論政治,跟在東京的言論相比,你在北京多麼沉默。你咬牙切齒地發誓,共產黨欠你們的血債必須血還。儘管你已滿臉皺紋,但從背影看細瘦的你仍舊像個少年,樂吱吱時你把行李推車當成滑板,完全與在北京兩個樣子,年齡瞬間減去三十歲,我除了苦笑別無他法。你說我果然是永恆少女的模樣,容貌性情皆定格在十七歲,而經過飢荒、文革末期、1989的你,容貌卻看來比(已經很大的)實際年齡更老些,你說你已然老去,然而我卻覺得自己青春的面皮宛若虛空,太多的歷史難以承受,青春面皮只是幻覺,轉身隨時就要剝落。 然而我們必須忘了對方。 在富士山腳的河口湖,冬天尚未過去,路面結霜,湖面蒼茫,蘆葦浩蕩,我們快步在蘆葦叢穿梭,千年前逃亡的伍子胥被喚為蘆中人,我想起自己離319和326很遠了,你離共產黨則更遠了,我們辯論著東亞的命運,那也是你當年博士論文急欲處理的命題,卻只有在抽離歷史與政治脈絡的異國,才能真正談論起。然而多少時刻我們仍舊突然噤聲,只要是工作細節,一點點都不能說。在東京時,趴在床沿,看你整理東西,拿出護照,我看到還是心頭一緊,指著你的護照封面笑說:敵國。你略感無奈。站在惠比壽花園廣場等待,遠遠看你走入你可隨意進出宛若自家的中國大使館拿行李。我還是離遠一點為好。你問我要不要一起岀席日本外務省的私人晚宴,我想了想,微笑道:我還是不要跟你一起出現為好。 我們必須忘了對方。 我曾經跟你提起過的電影《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關於一間神奇的診所,一對應該要互相遺忘的愛侶,如何洗去不切實際的相愛的記憶。一切或許就像ilya對《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所說的一樣:「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人差太多了,他們怎麼會適合在一起?但是——感情中那種交會的默契、曾經讓人自以為可以脫離自己難堪的限制的瞬間,又怎麼能夠被否認呢?躺在結冰的查理士河上的那個片刻、訴說自己最難堪的時刻——然而,最終這些都將被乾淨、平靜地消除殆盡。」 應該平靜地消除殆盡。我們都渴望遺忘,完美的失憶,以為那可以拯救我們。我想到我在東京買到的《Lost in Translation》原聲帶。細碎剔透的白色噪音,叫人甜蜜的心碎。我一面跟你解說這部電影的情節,一面讓你翻看原聲帶所附的劇照。你注視著猶正青春、滿臉迷惘的Scarlet,與歩入中年、皺紋遍布疲態畢露的比爾莫瑞。看到他們在東京街頭相擁的那張劇照,我告訴你說,這是電影的最後一幕。 「但他們最後還是分開了吧?」 「對,他們還是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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