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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錄] 改革論述要面向國際/賴怡忠

改革論述要面向國際

賴怡忠

    近日來,不管是「新民進黨運動」、還是其他改革宣言甚囂塵上,內容多集中在民進黨的清廉、有無傾聽人民聲音等浮面的問題。民進黨如何改革是民進黨家務事,外人毋須置喙;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卻是所面臨的情境、內部社會的變化,以及當前的挑戰等。

 

    說老實話,這也與民進黨互動密切的知識界、社運界,其知識基礎所提供的分析,能否有效面對困境有關。而這絕對不是以「民進黨不尊重知識界」,或「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吳介民語)這樣的批評就可以處理的。

 

    舉例來說,過去理解台灣民主發展多以「民間反對運動VS.黨國體制」的二元對立軸線來處理,但對國際脈絡的解釋卻是空白的。這於是導致所謂「一中」的二律背反。意即過去國民黨黨國體制藉由「一中」的法統神話來正當化統治台灣,並以這種法統論述,抵擋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等實質的民主議題,也因此台灣民主論述主要是與「一中」進行對決。
 

    但是主導外交的國際中國專家,如傅立民(Charles Freeman Jr)等人,卻認為是美國的「一中政策」安撫了中國領導者,穩定了美中關係以及台海情勢,使台灣得以有民主改革的空間。所以國際安全主流派反而認為因為「一中」穩定了台海外在環境,因此是促成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因素。這就和島內的主流認知完全不同。

 

    以上論述說明了兩個現象。第一,台灣的民主發展在當時是與國際環境是脫勾。國內是著重台灣民間社會對抗黨國體制的「反一中」民主論述,國外則認為「一中」穩定台灣的外在環境;第二,台灣的民主論述缺乏國際脈絡的分析,因此對這種說法,台灣無法提出相對的解釋。

 

    但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以及冷戰結束的國際環境等兩個因素,使台灣需要一個更完整的民主故事。以民主化來說,當國民黨由被改革的對象,在某種程度變成改革的一環時,原先的二元對立認識就需要調整。必須了解包括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等政治力量,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正負因素為何。較全面的分析不僅必要,在現實上也有助於處理族群問題。因為當一個族群認為自己是被改革的對象,是政治不正確的歷史存在時,那麼族群問題永遠無解。

 

    至於在國際上,現在台灣所面臨的挑戰,最明顯是中國的崛起、亞太戰略環境的重新洗牌。同時台灣也面臨全球化的問題,而在競爭力、民主治理、以及社會公義等幾個價值掙扎。如何具備有效的治理能力以確保競爭力與社會價值,並避免因為全球化的洗刷成為「失敗國家」,遂成為重要挑戰。偏偏因為中國的威脅,以及中國在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而更為複雜。

 

    中國崛起使得過去台灣民主所攻擊的「一中」,已經不再是國民黨的「法統神話」,而是實質的國家武力威脅。同時中國威脅也開始影響台灣內部的民主步伐,這包括我們的憲改/新憲議程,連「正名」、「教科書改革」等都成為國際安全議題,遑論公投的「被軍事化」。這些問題又隨著中國的強大而影響更高。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話,台灣在九○年代中期有六次修憲,哪一次會這麼「被軍事化」,冷戰剛結束,中國面臨天安門事件的國際封鎖,北京又哪敢對台灣駐外單位改名大呼小叫哩!

 

    正因為台灣的民主論述缺乏對國際脈絡的掌握,因此在國際安全專家以「遵守一中才是負責任的民主」,反向指控企圖掙脫一中束縛的台灣民主時,台灣就無法有效回應,同時也無法將台灣民主與區域安全進行正向連結,更不要提如何確認對台灣民主有正負影響的國際因素。

 

    在這樣的意義下,任何政經與社會改革的議程,其實是台灣需要什麼樣的體制,可以在全球化的挑戰下,還能進行有效的民主治理、維護國家安全、與發揚社會公義等任務。這才是憲改的核心,有關「總統制VS.內閣制」的爭論不應該是憲政學理的問題,而應該在這樣的角度下來處理。

 

    因此民進黨改革論述的欲振乏力,提醒了關心改革的朋友們,更需要追問的是,如何看待台灣今天面對的問題,以及反省過去理解台灣社會的知識工具與方法有何缺失?相信進行這樣的典範改革,才能有效回應挑戰。

 

(作者為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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