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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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妹與革少的對談(雲和書末)

   

渣妹與革少的對談(雲和書末)

   

<非台北的台北人˙台北的台北人> 

佳嫻:


說起來我和你都是政大以及台大的校友。因為是上來讀書的,學校經驗變成我接觸台北非常重要的根據點。一上來台北是在比較邊陲的木柵讀書,我永遠記得陪我拎行李上來的媽媽,經過九彎十八拐終於來到政大,看見那個校門口的時候很失望:「這就是台北國立大學的校門口啊?」我那時候首先是為了終於可以跑出家庭而開心,我那時候我設想的台北生活,說起來十分可笑,一是我開始厭棄當時交往的某大學物理系男友,覺得他沒有文化素養根本不是我的伴侶,我想,台北有水準的文藝青年一定遍地都是;二是我想我要讀中文系了,那就是會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沒天沒夜地談論文學吧。那時候真是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自負小文青。但是這裡面有兩個元素――愛情與文學,我以為我將離開那躁熱的南方都市,去陌生地追尋這兩種最要的青春的存在。我以為台北將是理想之城,而我剛滿十八歲不久,未來還有許多好日子。


革少:


我對於台北的印象很難說得清楚。人要看清一個城市或一段生命,必定是在離開「那裡」之後,才能說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才能寫就一段私人斷代史。而我尚未離開台北,身為一個的台北人,似乎很難產生像妳一樣可供指認的鮮明記憶。想當年,那個高雄來的女孩,所追尋的並不是那個地理的台北,而是書頁裏、小說裏、論述裡的理想台北了。妳曾說過,我們都是先在小說裡或螢幕上見到了愛的範本,之後才來臨摹愛應有的樣子。其實台北也是,大學也是。我們有無數的愛情範本、台北範本、大學範本。在台灣的當代文化中,大學總是被描繪成愛與青春之所,想來是有點令人啞然失笑。我對台北沒有預設想像,但是對大學是有的。我對台大的想像,說來好笑,也是來自於文學作品,主要來自於朱天心的《擊壤歌》及朱天文的《淡江記》。那段剛滿十八歲的日子,在範本與現實間,我們總以為還有許多東西可以兌現。


佳嫻:


先在書裡讀過愛情,才在現實中經歷愛情,這是張愛玲六十年前的真知灼見――現代都會裡倒反性的認知邏輯。拿到今天來看依然適用。所以當我們在都市裡談起戀愛,幾乎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服從曾經讀過的情節,模糊地以為那是悲劇或者宿命,另一方面又仍然強壯地生活著。是的,我對於地理台北毫無認識,那時候,台北乃是發光大城的代名詞,是無數意象(詩人,學生運動,台大,誠品書店,女性解放,一群人吞雲吐霧討論存在主義的咖啡館)勾連起來的星座,這些意象混合著不同年代的徵候。


  當時我心中最美麗的女性形象,就是,朱天心〈時移事往〉中的愛波。勇敢,奔放,眷村中的異類,掙脫小圈子的禁錮,趕流行而且趕得上流行,愛過並且死去。(朱天心真是我們青春時代的女神)


  曾經我羨慕就在台北出生成長的台北人,你說不能指認鮮明的台北意象,其實是因為台北於你而言幾近於「自然」。鳥雀不會懷疑自己為何在樹上歌唱。你不必學習如何做一個台北人。但是我經歷過那個過程。在台北人居大半的台大政大,隨時我會被人說,妳是南部來的吧?看得出來?對啊,因為――然後我才知道南部人在台北人眼中在穿著、腔調、生活習慣(例如出門不帶洋傘)上的印象。


革少:


我能體會你當年努力「成為台北人」的處境和心情。那不只是邊陲對中心的嚮往,那其實是一種表裏時常變動的過程,是反覆的追尋與辨證。我們不是天生下來就得到某種身分;我們必須經由各式各樣的管道,臨摹著、掙扎著,學習如何「成為中國人」、「成為日本人」,或是「成為台灣人」、「成為台北人」。


  說來有趣,我不會把愛波當成理想女性的形象;這大概是因為在我的成長經驗裡,當年的眷村都太像「租界」了,對我來說不夠台灣、不夠本土,因此下意識把這樣的角色排除在範本之外。這其中當然有「成為台灣人」的情結與命題在裡面。儘管當年很愛朱天心,但年少的我已經囫圇吞了不少反國民黨的論述,對於眷村及其享有的社會資源,產了些許忌憚的心情。眷村女性高大美麗、敢愛敢恨的刻板印象,可能切中人們對於現代都市女性的想像,但我卻有意識地將之排除在「台北範本」之外。你不提,我自己還沒發現呢。人到底是如何決定他的思想地圖與認知結構的呢?如今回首,才發現這一切真像龍宮寶盒,還有太多隱而未顯的欲望、權力、與歷史。


  當然,過了許多年,我已經不喜歡那些粗糙的反國民黨論述了。還是讓我們回到美麗而憂傷的台北校園吧。後來我到了台大,開始追尋我夢想中的大學生活;你的大學夢是文學的,我的大學夢卻是學運的。我到了某個老牌學運社團,然而社團裡的每個人,都很焦慮於自己「太台北」!那已經超過出門是否帶洋傘的範圍,──我們煩惱於自己離「人民」太遠,而「人民」,似乎應該在南部…….。


佳嫻:


真是南部文藝少女和北部革命少女的對話啊,從你的回答中我又再度感覺到南北差異,套一句我的老師陳芳明的話,好像是「遲到的現代性」那樣。反國民黨論述可能我真的接觸已經是大學的事情了。當然,是受到當時自認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台北人朋友所影響。這是在「民主聖地」的高雄都沒有培養起來的東西。


    說起來我必須感謝大學時代交往過的兩個台北人文藝青年男朋友,他們或多或少地告訴我(我實在不想用教導或者啟蒙這種嚴厲的辭彙)一些不同的看待台灣的方法。這很弔詭。我知道不少人在談論的時候,會說「台北文壇」、「台北經驗」,好跟「台灣」區分開來,好像「台北」和「純正道地、原汁原味的台灣」不那麼相關;但也正因為台北作為文化政治的中心,異議聲音更需要或更容易在這裡找到舞台,帶領我認識當時主流意見之外的世界的,卻是台北人。


    我知道你說的那個老牌學運社團。陰錯陽差的,我居然曾經到那個社團去講過魯迅和朱天心。奇怪的是源自於對團體性的根本質疑,大學時代我並參加任何社團。「人民」在南部──這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想法──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區分。我想起陳映真〈夜行貨車〉,堅定地往南而去,決心回歸鄉土的身影……。從所謂南方「人民」或「鄉土」之中來的我,大學時代聽鄉土文學論戰大將的尉天驄老師說「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寫出好東西」的我,台北十年以來似乎還是在摸索。我還不能夠完全了解南方或者故鄉經驗。


革少:


你曾對我說過你到那個老牌學運社團講課的事,到那個木造平房、陳舊無比的社辦講魯迅。這當下令我有點恍惚,因為你是我另一個圈子的朋友,這下你確涉入了我另一個圈子、另一份青春記憶。你的青春與愛戀依附於文學,我的青春與愛戀記憶則大部分依附於那社團帶來的革命幻象。這為我個人的斷代史帶來一種奇異的交錯感受。


話題變成政治了(笑)。我們共同的朋友伊格言曾說,我的本質相對你們而言是邪惡的,因為不論是談什麼,你們在討論某種「永恆的核心」,而我卻總會把話題歸結到「政治」或「情慾」。多少次我摩娑著「故鄉」這個概念,卻覺得陌生無比,或許是因為我絕大部分的生活經驗侷限在台北。這令我感到不安。仔細一想,當年那個學運社團裡根本也有不少成員來自中南部的鄉村,但對於我們這些台北人的焦慮,他們大部分卻沉默以對。不置可否,也不曾挺身而出「教育」我們。不知道是一種不理解呢?還是一種不屑呢?我們如何能愛一個抽象名詞的「人民」?虛幻的到底是南部呢?還是台北呢?

  

佳嫻:

在我未來到台北之前,我以為我是叛逆的孩子。中學時代我討厭這世界的大部分,我所能做到的反抗方式是談戀愛,寫作和讀別人不讀的書。當我到了你昔日參加的那個社團講課,面對那些年紀比我小的大學生,我其實有些膽怯,因為當時我發現自己穿著保守,除了文學什麼都不會,可是眼前的年輕人他們穿著隨意,抽煙自在,在爛牆與左派讀書會的海報下如此搭配。我來台北見到了好多這樣的年輕人,很快我就發現我無法像他們一樣。又過了幾年,我才逐漸明白那些其實也可能只是一種面具,用來遮掩或固定躁動的青春。

    這些年來我已經清楚並且接受──自己原來不可能進入那些當年我以為頹廢浪漫的形象之中。我選擇了通過文學文化的方式來改變我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我健康愉快能夠自行代謝傷害不會得精神病(鯨向海:我想這輩子我不太可能有醫治妳的機會),我願意當一個適合的人做適當的打扮因為不想惹麻煩。我知道我將在台北安然地生活,我將適應此處的疏離、中產的做作、醜陋建築和空氣污染,享受它發達的咖啡館文化、叢聚的影展和便利的生活線。

  然而,正是家鄉使得我在經歷台北的時候,能有一個參照對象,能有轉圜的可能。但也正是對於特定地域的感覺逐漸增強的時光裡,也逐漸知曉那些愛鄉愛民的論述有多少其實是不著邊際。我和妳的出發點多麼不同──「人民」,我很少使用的一個詞彙,因為其中有太強的政治指涉。我更願意從空間的變遷中去辨認人的痕跡。

  

革少:

說得好,「更願意從空間的變遷中去辨認人的痕跡」。我也寧願遵循著這樣的進路,縱使我們的出發點多麼的不同,但我想這就是我們的軌跡。當年瀟灑的革命形象、那些外表灑脫但實則是學習得來的姿態、自以為波希米亞風味的穿著,其實都不過是副本。青春的時候我們有太多範本,但時移事往,我們漸漸從許多的想像與範本中解放出來,對實際世界有了更多的關照,對自己與他人有了更多的慈悲,慢慢地腳終於著地,我們踩在某些不可言說卻又實際無比的現實邏輯上,用某些工具巧妙地改變自己的社會位階,但我們學會的並不是無情與殘忍,而毋寧說是更慈悲、更有情了,我們知道論述也有縫隙,該兌換的不只是抽象情感本身,你開始看清了自己「理想之城」的真正形貌,我開始不再驚慌、不再焦慮,在台北巷道中我們運轉穿行,漸有餘裕,或許這可以用一種最俗濫的名詞稱之為:成長。

 
佳嫻:

    我們在這個談話的歷程中,彼此都經歷了生命中意外的轉折。當然,我說的還包括你即將長時間地離開這座生長歌哭愛憎的城市,去到大洋的彼端。我猜想當你在那邊安頓了,或者也可以發展出一個參照系來回望台北。

    對於台北一些特定空間的認識,如同你說的,也正是我的成長史。那些我有感覺、我想寫的台北角落,不一定是多麼特別,可是它們曾召喚我組織新生活、追尋理想自我。如何成為一個台北人?在文學中找答案的時候,白先勇和李渝的經驗離我有些遙遠了,但是那些小說有悲傷和優美,倒是近來看石計生寫《就在木棉花開時》,很喜歡,那種汁水淋漓、熱情又深思的調調,把溫州街一帶作為菁英文化搖籃的氣氛寫得很棒。那裡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成長。
 

 我不敢說我已經多麼了解台北,甚至我還是個台北的門外漢吧,雖然從門縫牆頭也看見了一些東西。但是這將是一座我願意繼續書寫的城市。

 
革少:

  這次對談與其說是討論空間,不如說是在討論「時間」。時間與台北。以時間為縱軸,展開我們對自身、對台北的認識。這是一個漫長的旅程。對台北的認識,也變成了我們私人的成長故事。

   我想,文學的功用之一,就是保存各種時間點之下的台北。由於國族命運的緣故,台灣人的歷史感還沒有發揮的很好,我們對城市、對空間的記憶都是相對薄弱。可是,要認識一個空間,非得有歷史感不可,因為每一個空間都是時間的累積。試想,如果你對美軍駐紮台北的歷史毫無認識,如何能理解德惠街或農安街的特殊街景?如果你對台北城的經濟發展史毫無所覺,如何能夠理解大稻埕或是圓環的豐富之處?這個時候,文學發揮了很大的功用;我們從不同時代、不同階段、不同視角的文學場景來重新認識台北,它們紀錄的每個「當下」都會成為過去,然而豐富了我們對於「現在」的認知。我會想起陳輝龍對八十年代忠孝東路的描繪。我也會想起郭松棻寫下的大稻埕記憶。我也會想起駱以軍筆下的中正紀念堂。這使得我們的私人時間剎那間延伸開來,對此時此刻的台北街道有更完整的關照。正如你所說的,關於台北,我也願意不斷地訴說下去。

  

 
(全文請見楊佳嫻最新散文集《雲和》,木馬出版,紀大偉寫的序感人至深,趕快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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